了路上壮胆，还是浩浩荡荡一群人过来。

在各种现实因素的限制下，似乎怎么看都是一个死局。

贺明珠却突然提起不相关的问题。

“在矿务局羊肉的价格是六毛五一斤，阿布日古大爷，您知道北京羊肉的售价是多少钱吗？”

阿布日古大爷诚实地摇摇头。

贺明珠说：“北京的羊肉每斤售价是一块二。”

两倍的价格差！

阿布日古大爷瞪大了双眼，他本来以为现在矿务局卖羊肉就已经很赚钱了，毕竟草原上羊肉价格很便宜，只要四毛钱一斤。

他赶着羊来一趟乌城，一斤羊肉就能多卖二毛五分钱。

可和北京的羊肉价格相比，每斤将近贵了八毛钱！

也就是说，同样的金额，在北京只能买一斤羊肉，在草原却可以买三斤！

要是将羊赶去北京卖，那得赚多少钱啊……

想到这里，阿布日古大爷心潮澎湃，恨不能肋生双翼，现在就飞回草原，马上带着羊进京赶烤。

然而，贺明珠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。

“北京羊肉价格虽然高，但严格执行统购统销的规定，羊肉统一通过食品公司收购和销售。”

之所以两地间会存在两倍的价差，是因为通常是由大队出面将羊肉交售给公社食品收购站，再经过县、市等当地食品公司，统一送往北京。

经过几次周转，羊肉价格就由四毛钱，一跃涨至一块二，上涨的部分则由各层级食品公司分润。

阿布日古大爷不甘心，要是他们直接将羊肉卖到北京，这间的差价不就归牧民了吗？

但他也知道，想在北京卖羊肉没那么容易，即使是在乌城矿务局，他们也不得不在远离城市的农村集市中杀羊卖肉。

阿布日古大爷问贺明珠：“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让我们把羊肉卖到北京呢？”

贺明珠说：“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和北京食品公司签合同，定向供应羊肉。但这里有两个问题，一是供应量的问题，据我所知，北京食品公司的收购量最低是每年一百万公斤，你们可以提供这么多的羊肉吗？二是政策的问题，如果你们越过当地食品收购站将羊肉卖到北京，侵害了收购站的利益，不可避免要与收购站方面起冲突，你们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吗？”

这两个问题很尖锐，但也不可避免要面对。

听完贺明珠的话，阿布日古大爷被两倍价差的利润冲昏的头脑一时冷静了下来。

一百万公斤的羊肉，要宰杀多少活羊才能获得？而预期与国营收购站的矛盾，又是显而易见的。

这次他们赶着羊来外地售卖，虽然大队没说什么，但也没有明确支持，态度模棱两可。

然而，如果是大量收购羊肉、直接售往北京，那大队乃至乡政府、县政府，还会支持他们吗？

阿布日古大爷一时左右为难起来。

一边是两倍的价差，每斤八毛钱的利润，能立竿见影就让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；一边则是必须面对的危机，百万斤羊肉收购的压力，以及可能的投机倒把的罪名。

两难中，阿布日古大爷苦笑道：“哎，我老了，再也没有年轻的志气了，现在这样就很好了，虽然辛苦些，但也能挣到钱。北京虽然很好，但不是我们现在该想的……”

贺明珠理解他的顾虑，毕竟她指的这条路风险和收益一样大。

是选择眼前低下却安稳的收益，还是冒着风险搏一把大的，在当下这个动荡的年代中，无论选择哪个，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。

这时，与阿布日古大爷同来的一个青年牧民却突然开口。

“我想试一试。”

闻声，众人皆惊讶地向说话的这个人看去。

青年牧民年纪不大，看起来不过二十岁上下，有着草原人特有的粗糙皮肤。但他的眼睛却很亮，像是在燃烧。

“我想试一试。”他用生涩的汉语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我觉得我可以。”

阿布日古大爷说：“恩和森，你太年轻，只看到了利益，没有看到后面的风险。”

恩和森固执地说：“你老了，但我可以。我不怕累，也不怕坐牢。”

阿布日古大爷急了，用蒙语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，恩和森只是摇头，偶尔说一句话，但看得出来，他的决心很坚定。

其他牧民们有的赞同，有的反对，也有的沉默。

贺明军戳了戳贺明珠，压低声音问她：“你从哪儿听说北京羊肉收购的事？靠谱吗？”

贺明珠同样低声道：“我有我的渠道，保密，不告诉你。”

关于北京羊肉收购的信息，是贺明珠上辈子在一篇纪实报道中看到的。

八十年代初，作者下乡采风，与牧民同吃同住同睡，见证了当地牧民与食品收购站之间不见硝烟的战争，并最后以牧民的胜利而告终。

当时的情况与现在非常相似，牧民交售的羊肉在经过层层食品公司后，最终在北